倒吊女

我记得自己刚出生时的场景，巨大的玻璃窗上阳光波动，整个世界模模糊糊映在上面。白色的床单几乎刺伤人的双眼。然后是张有些阴郁的脸，后来我叫那张脸父亲。以及另一张，脸色苍白，但眉毛高高扬起，被叫母亲。

父亲不喜欢我的性别，但作为久负盛名的商学院的校长，他清楚自己应该摆出男女平等的知识分子姿势。他有他的策略。他把《红楼梦》、《庄子》一本一本摆在书架较低的位置，供个子刚过膝盖的我翻看。“天伦呵，须要退步抽身早！”里面的谶语细想鬼气森森，让那时的我做过很多次噩梦。还有些时候他教我念：“君子不器。”我被培养出抽离的姿态，面对世界，不断后撤就好。多么完美。介入企业管理、在慕容集团运筹帷幄的角色，他想留给将来的儿子。

母亲作为家道中落的长女，吃过不少苦，因此对不够自立的女性带有先天恶意。“男生能做到的，你为什么做不到？”她说。在我五岁时，她开始给我讲经济学寓言，用自己简化出的故事版本。“云朵，如果你想在两本漫画书中挑一本买，那么你失去的不止是买书钱，还有另一本书哦。”听到父亲讲“‘好’就是‘了’”，她便生气。有一本画满仕女图的集子，里面人物眉眼低垂、肩膀消瘦，依次摆出被注视和被挑选的样子，我有阵子在台灯下日日翻看，被她撕掉了。

我很早时发现，父亲和母亲间存在无声的战争，这场战争坍缩在我身上成了一个又红又烫的点，又红又烫，就是既要按照父亲的期望背“藐姑射之山”和金刚经，又要同时在母亲的注视下学卖方垄断与买方垄断，就是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令双方同时感到满意。当我终于达到其中一方的要求时，那人的神情也不是宽慰与快乐，更像胜利。童年很多个入睡前的夜晚，我诚心诚意地许愿，希望自己不再存在。到后来，我开始跳出自己的身体，漂浮在空中注视周围乱糟糟的人和事，于是，一切与自己再无关系。这姿态让我平静了很多。我开始能够活下去。有段时间，家里充满窃窃的争辩与密谋，父亲说，是时候生个弟弟了。

——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已经习惯被两人分别依据自己的意志摆来摆去。无论是妈妈的鼓励：“你不比任何一个男孩子差！”或者爸爸的近乎宽宏大量施舍的抚慰：“做不了就休息，可以交给你弟弟。”在我眼里没什么区别，都只是他们各自渴望与执念的折射。我从出生起就被钉在了无菌箱的墙板上，没有饥饿，没有贫穷，免于任何匮乏，同时内心空虚而孤寂。

一次在公司处理完报表已是凌晨，办公室只剩一个清洁工还在工作，我小心地避开被他扫起的污物，注意自己的鞋不被弄脏。擦肩而过时他抬起头有些讨好地看了我一眼，流淌皱纹的脸露出小心翼翼的微笑。这是一张疲惫却强撑着要扮演出生命力的脸。我熟悉这样虚伪而辛苦的神情，它出现在从小到大环绕在我身边的大部分人的脸上，幼时的保姆，家里做了新菜的厨师，这样的脸黏糊糊的，让我想到幼时被我撕开壳的蜗牛，赤裸的软体在地上无助地蠕动。幼时的我站在那里，被自己和它间权力关系的悬殊吓得浑身冰凉。那时我已预感到，这种东西我此生永远无法再摆脱。

我突然在无人的房间里浑身发抖。我记下这个人的脸，然后在第二天找借口辞退了他。说辞退理由时，我面露微笑，无辜地长大双眼：“监控摄像已记录下好几次此人的偷窃东西，这样的品质，与艾利斯顿集团并不匹配。不过，”我又微微一笑，“孰能无过，这五千元送给他，全当资助他的小孙女读书。”

这么说时，那张脸在我眼前晃动。我记得自己在美国读大学时的一个下午，一堂昏昏欲睡的社会学课上，光线将教室奇怪地分割成两半。我想到教授如何忽然停顿下来，然后用辛酸而讽刺的语气说，马克思穷尽一生去证明无产阶级有发起革命的能力。而他终于还是失败了，在他的一生中，他没有看到一次成功的革命，一次也没有。这句暗含的悲剧令我和我身旁的人都因肃然而绷紧了身体（或者礼貌地忍住了一个哈欠）。在听这些课的我们，日日把智性磨到最尖，我们是禁欲生活方式的信徒，与自己的懒惰、追求即时快感的生物性本能对抗。我们很少迷茫，果敢的走路姿势暗示我们每日每夜、每分每秒都清楚自己将要去的地方。我们是站在针尖上的人，只需要一个机会，就可以接过最重要东西的控制权。几天前有演讲结束，那个人反复说：“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.” 你们是精英。你们应该承担起圣经里食盐的职责。什么是食盐的职责？防腐，使一切保持清洁。什么是污秽的东西？就是无知的人。比如那个清洁工，比如我从小到大看到的一些人的脸。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