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通过之后，曾垂普主动和市委书记贺昌国了沟通。

确保农民负担真正不反弹，是衡量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。因此，必须探索，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新机制。当前，应重视好以下工作。

。有农民反映，新的宅基地都是“买”的，“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”。一些乡镇和区县主门为收取额费，对不合理的宅基地占用采取了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。即使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地方，农民“买”一块宅基地也要上万元。建房收费不仅加重了建房农民的负担，而且占用了大量土地，减少了其他农可用的土地，实际上也变相加重了未建房农的负担。

取消农业税给农民负担监工作也带来了新的挑战。加重农民负担的主由过去的乡村基层行政组织转变为土地、教育、利、计生、公安、通、农机等门和单位；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由过去的全局转变为局；加重农民负担的方式由一年一两次集中突击式转变为全年散发的“游击”式；加重农民负担的对象由区域群众转变为类别个。

关于成立“农业合作社工作指导办公室”的事情，曾垂普正式在书记办公会议上提来讨论。此事就业务上来说，完全是市政府该，但是增加一个机构，而且是全市范围内，自上而下的增设一个常备机构，虽然曾垂普已经明白表态，只加牌，不加编制，毕竟也要市委首肯。

要严格规范农村各执法行为。很多地方取消农业税后，农村的各罚款普遍增加，农民十分不满。要加对农村各执法队伍的法制教育，开展农村执法队伍的整顿活动，推规范执法、文明执法。

要一步清理面向农民的各行政事业收费。税费改革中各地已普遍对面向农民的收费行了清理。但经过几年时间，一些地方一些被禁止的不合理的收费开始恢复，有的地方禁止了一项收费后又产生新的收费。对此，很有必要再次行清理。

可以说，取消农业税以后，农民负担更加隐蔽、更加分散，农民也更加难以抵制。农民负担的变化，使得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理办法将难以奏效。例如，过去各地广泛采用的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，将随农业税取消而失去存在的基础。过去农民负担的政策界限简单明了，农民易于掌握，取消农业税后，加重农民负担名目复杂、方式多变，哪些负担合理、哪些负担不合理，政策界限十分模糊，农民难以把握。从监工作本来讲，难度也会加大。过去主要是对乡、村行监督，属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。取消农业税以后，主要是对门行监督，这是横向监督、自我监督甚至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，无疑会给监工作带来很多困难。

基本上，这也算得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议题，市长和市委书记取得了一致，书记办公会的其他成员，自也不会提反

从本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，最重要的是推农村综合改革，特别是要加快乡镇机构改革，一步明确乡镇职能，切实加乡镇社会理和公共服务，大力简乡镇机构和人员，减少乡镇支，并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，控制机构和人员的膨胀。

这样的事情，贺昌国是不好反对的，也没有反对的必要，微笑，同意上书记办公会讨论。他基本上已经确定了，在后年就会上调中央。而且，在直辖市的这一年多时间里，和曾垂普合作也算是愉快。曾垂普没有明显的派系痕迹，如果真要说，曾垂普倒是可以算作老爷的嫡系，两人也就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。

要大力推基层政务公开。一些地方在推行政务公开中，建立了收费公示制度等，这对遏制农民负担反弹起到了良好作用，应认真总结经验，大力推广。